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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必然 郑重的选择——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的历史由来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7-04-25 20:13:19 浏览次数:1056次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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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民主: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走向何方的历史关头。和平还是战争?民主还是独裁?成为国内各种政治势力斗争的焦点。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中说:“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长期饱受战争苦难、深重灾难的中国人民,渴望在抗战胜利后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面对强大的社会民意,蒋介石还不敢贸然挑起内战。1945年8月28日,国民党和共产党在重庆就国家的和平问题举行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团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确定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和途径,同意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积极斗争,1946年1月10日,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最终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在此后一段时间内,这几项政协协议成了人们衡量是非对错的重要尺度:谁能坚持政协路线,谁就得人心;谁破坏政协路线,谁就不得人心,就把自己置于同民众对立的地位,遭到人们的唾弃。

国民党倒行逆施:把自己置于了社会的对立面

抗战刚刚胜利,蒋介石就迅速调动后方的国民党军队向共产党的解放区结集。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当局就重新秘密印发1933年蒋介石在“围剿”红军时编的《剿匪手本》,并命令阎锡山部在山西上党地区发动对解放区的进攻。“双十协定”刚刚签订,蒋介石就发布进攻解放区的密令,要求国民党军队将领遵照他手订的《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为了进行内战,蒋介石进一步投靠美帝国主义,与美国政府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和协定,出卖国家的根本利益。一时间,美国商品潮水般涌入中国,驻华美军以占领者的姿态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国统区形同美国的殖民地。在完成各项战争准备后,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悍然撕毁同中国共产党达成的“停战协定”和重庆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政协协议”,命令国民党军队22万人围攻鄂豫边境的中原解放区,进攻华东、晋冀鲁豫、晋绥、东北以及海南岛等解放区,全面内战由此正式爆发。饱受战争煎熬的中国人民再次陷于绵绵战乱。国学大师梁漱溟当时悲叹道:“一觉醒来,发现和平已经死了。”

蒋介石蓄意发动内战、搞专制独裁的行径,遭到了广大人民的坚决反对,在国民党统治区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内战反独裁运动。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爱国民主运动,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冒天下之大不韪,大肆打击民主运动,迫害民主人士,策划和制造了一系列耸人听闻的惨案。1945年12月制造了镇压昆明学生运动的“一二·一”惨案;1946年2月,国民党特务破坏重庆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制造了“较场口事件”;7月,在昆明先后暗杀了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爱国人士闻一多,制造了耸人听闻的“李闻血案”。1947年7月,蒋介石发表“戡乱建国”演说,国民党政府发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实施《后方共产党处理方法》、《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戒严法》等一系列反动法令,到处征粮、抓丁、派款,任意逮捕、监禁、屠杀反内战反饥饿的工人、学生和爱国民主人士。在10月的一个月中,上海、北平、杭州、西安等八个城市,被屠杀的群众达2100余人。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公然诬蔑民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宣布民盟“非法”,予以“取缔”,禁止其开展一切活动。11月6日,民盟总部在上海被迫解散。其他民主党派也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限制,被迫转入地下。

蒋介石发动内战,造成军费激增和财政赤字日益扩大,使恶性通货膨胀更加疯狂,物价爆涨。以抗战前夜的物价为标准,至1947年7月上涨了6万倍,年底更达14.5万倍。1937年100元法币能买一头牛,到1947年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民族工商业大量倒闭、破产。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农业经济凋敝,出现了严重粮荒,1946年饿死1000万人,1947年各地饥民达一亿以上,国统区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解放区一派欣欣向荣:国统区的人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与国统区的风雨如晦相比,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并在经济上、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方面实施一系列措施,解放区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中国共产党以追求民主、实现人民民主为己任,历来反对一党一派的专制独裁统治,主张“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提出“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1944年9月,受中共中央之命,林伯渠在重庆举行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建立“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深得国统区民主人士的赞同。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在内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国民党挑起内战,召开伪国大后,中国共产党提出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同各民主党派联合的新民主主义的民主联合政府。1947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十二月会议”)上,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政治纲领。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再次谈到准备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联盟的民主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反对一党一派独裁统治、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一时间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并赢得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一致拥护。

经济上,194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宣布废除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在“十二月会议”上,制定了“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和“保护民族工商业”。解放区随即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使得几千年来在封建土地制度压迫下的农民拥有属于自己的田地,真是欢天喜地。掌握了土地的农民建立起乡村政权,在政治上扬眉吐气,极大地巩固了解放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从根本上铲除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政权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巩固和壮大了工农联盟。土改后,解放区的农业生产迅速恢复,手工业与副业生产大大发展,农民踊跃上交公粮。

为贯彻土地改革,加强农村的民主化,1947年中国共产党在各解放区开展了整党运动。整党的基本方针,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说服教育为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通过开展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和官僚主义作风,保证共产党能够始终同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起,并领导他们前进。经过整党,增强了党内团结,密切了党群关系。

各解放区在开展整党的同时,1947年冬到1948年秋,利用战斗间隙,人民解放军从阶级教育入手,运用诉苦、“三查”、“三整”等方法,在全军普遍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在部队实行了政治、军事、经济的“三大民主”,恢复与健全了党委制,解放军总部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要求全军学习,严格执行。通过整军,大大提高了解放军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部队的组织性、战斗力。

解放区欣欣向荣的这番景象,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后所作的《延安归来》中作出如是描述:在这里,实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政策,人民真正翻身做了主人。这里的人“不论男女都是制服,女子学生装短发,都代表十足的朝气……”尤其是在同毛泽东的“窑洞对”中,黄炎培直率地提出一个令他本人萦绕万千的话题,即共产党将来取得政权后能否跳出历朝历代“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而毛泽东随即充满自信的回答,让黄老先生心中一亮:“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解放战争迅猛发展: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已成定局

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的严峻形势面前,中国共产党坚持既争取和平又与国民党针锋相对的方针,人民军队坚决进行自卫还击。从1946年6月到1947年6月,人民军队先后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共歼敌112万人,解放军的总兵力由120万人发展到190万人。中共中央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决定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1947年6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揭开了战略进攻序幕;8月,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豫西;9月,华东野战军主力南下进入豫皖苏平原。三路大军打到外线,互为犄角,紧逼长江防线。1948年3、4月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对蒋介石南京政府形成强大威胁,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4月22日,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不少解放区开始连成一片。经过两年的艰苦作战,解放军总兵力增至280万余人,其中正规军近160万人,不但基本上形成了野战军、地方军、游击部队三者结合的完整体系,而且在军政素质、战术技术水平、装备方面有较大提高,有了强大的炮兵和工兵。

相比之下,国民党军队总兵力下降至365万人,其中正规军198万余人,用于第一线者174万余人。虽然在数量上还占有优势,但其内部固有的派系矛盾日益加深,士气更加低落,而且在战略上已没有完整的战线,几个主力集团军已被解放军分割在彼此孤立的几个战区内。

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不但“业已成为必要”,而且“时机亦已成熟”

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三中全会,恢复民盟总部,表示要与共产党“携手合作”。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布赞成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同时,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向中共中央建议,尽快成立全国政权机关,以与国民党的总统选举相对抗。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提议:解放区应急成立联合政府政权机构,以对抗国民党伪国大后的局面。陈嘉庚还说:我早就准备驰电毛泽东,庆祝这个民主的联合政府。民盟中央负责人沈钧儒向中共中央提议:解放区应成立产生联合政府的筹备机构,以对国内外号召否认蒋介石伪总统。沈钧儒希望中共考虑,可否由中共通电各民主党派,建议开人民代表会,成立联合政府,或由各民主党派向中共通电提出此项建议。

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这些意见,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审时度势,认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建立新中国的各项事宜,不但“业已成为必要”,而且“时机亦已成熟”。1948年3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组织部部长朱学范:“欣悉先生到达哈尔滨,并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共同事业而奋斗,极为佩慰。我们对于先生的这一行动,以及其他真正孙中山信徒的同样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3月6日,中共中央发表评论,表示愿意与民盟、民革等民主党派“携手前进”。4月27日,毛泽东写信请刘仁转告张东荪、符定一,邀请他们及许德珩、吴晗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会议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时间在当年秋季。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历史发展的必然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晋冀察军区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又称城南庄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口号共23条,其中第五条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当日,陕北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新华社广播电台也进行了广播。5月1日《晋察冀日报》第一版头条位置予以发表。当日,毛泽东致函李济深、沈钧儒,进一步说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项事宜。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刊发“五一口号”。

“五一口号”一经发布,就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第二天,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即集会讨论,一致认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的必须的途径”,“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十二人发表联合声明,并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盛赞“五一口号”,赞同召开新政协,赞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此后的两个月内,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海外华侨纷纷以各种方式发表通电、声明、宣言、告全国同胞书,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

1948年8月1日,毛泽东电复香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要求他们迅速就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共同研讨。从8月开始,应中共中央邀请,经上海、香港党组织周密安排,华北局、东北局密切配合,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华侨代表陆续从香港及国民党统治区到达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华北解放区的河北平山县李家庄,最后到达和平解放的北平古都,参与新政协的筹建工作。

1949年1月22日,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等55人联合发表题为《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的声明,明确宣告“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第一次明确提出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9年9月21日,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宗教界、海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新政协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掀开了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篇章。